1995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Rush移植中心，华裔学者肖飞，成功进行了世界上第一例“功能性大鼠子宫及卵巢移植术”，他非常兴奋地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论文，投稿给国际权威的《移植》（Transplantation）杂志。然而，却遭到了拒稿，同行评议意见为：“卵巢子宫移植手术技术成功，但没有实用价值，读者们不会感兴趣！”
20年以后的2015年，在中国，一个新闻轰动医学界：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妇产科等11个学科、38个专家共同协作，成功将一位母亲的子宫移植给了她罹患先天性无子宫的女儿体内，这是世界上第12例人体子宫移植手术，也是中国第一例。
在举国轰动的时刻，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地进行了子宫移植手术的人，已经回国多年的肖飞教授喟然长叹。当年的一封退稿信，让他错失了成为世界第一的机会，也将人体子宫移植的成功时间，推迟了这么久。
世界上第一例子宫移植成功分娩的故事
在肖飞博士遭拒稿3年以后，“子宫移植是否有实用价值”的问题，在临床中被提出。1998年，一位因为罹患子宫颈癌而不得不接受子宫切除术的患者，向瑞典哥德堡大学妇产科教授Mats Brännström博士发出请求，希望医生能帮她进行子宫移植，恢复生育能力，实现她成为母亲的梦想。
多年以后，回忆起那一幕时，Brännström教授感慨说：“我当时觉得，她可能是疯了！”
但是，他还是和同事们一起开始了相关研究，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从动物手术开始，证实了子宫移植的可行性，为人体子宫移植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与此同时，来自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的两个研究团队，也想回答同样的问题，并率先进行了两例人体子宫移植，但都没有成功怀孕。
2013年，Brännström教授和他所带领的瑞典团队终于实现了目标：这一年，他们先后开展了9例人体子宫移植手术。2014年10月3日，全球在首个“移植子宫”内孕育的婴儿出生。这位新晋妈妈先天无子宫，但卵巢功能良好，她和丈夫通过试管受精得到11个受精卵，并接受了一位61岁女性友人（曾成功受孕分娩，且已绝经多年）捐赠的子宫，成功怀孕31周时，因出现威胁母子生命的并发症，她通过剖腹产诞下一个体重约1.8公斤的男婴，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例人体子宫移植后成功生育的母亲！
此后，这9人中先后有7位怀孕，目前已经有5位成功分娩！
她们，实现了16年前那位患者的梦想！为人类的生育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不知道当年那位退稿的《移植》杂志编辑，看到这些轰动全球医学界的报道时，是否会为自己当年 “子宫移植没有实用价值”的判断而懊悔。往事不可追！无论是谁成功，都是全人类医学史上的进步。
值得兴奋的是，由于Brännström教授团队的成功，全世界那些因为先天性无子宫或者后天疾病导致子宫切除的女士们，又点燃了成为母亲的希望。
在瑞典团队成功的鼓舞下，位于达拉斯的两家美国研究机构：克利夫兰医学中心和贝勒大学医学中心，也开始了人体子宫移植的研究，并进行了5例手术。然而，由于并发症，其中4例不得不移除已经植入的子宫。看来，手术的成功与否，还有很多技术细节需要改进，因为这项手术涉及从活着的捐献者体内取出子宫，同时被捐赠者需接受强效的免疫抑制剂，对于捐赠和受赠双方而言，都风险巨大。而且，关于供体选择（活体或者死亡供体）等伦理问题，也受到了关注。
瑞典团队的经验
Brännström教授团队所开展的研究为期一年半，结束时，有7位患者选择保留移植的子宫，近期又有3位女士怀孕，其中一位怀的是子宫移植后的第二胎。
9位接受移植的患者中，有8位是先天性无子宫，另一位是因病接受过子宫切除术。所有的子宫供体均为活体，主要来源于患者的亲属，其中一位供者是受者的继母，还有一位是家族里的朋友。这些捐出自己子宫的女士们，都有过至少一次的怀孕和成功分娩。
为了成功取出供者的子宫，需要进行11至13小时的手术，因为需要缝合大量的血管，Brännström教授总结说，这比他们预想的时间（5至6小时）要长得多。“这是极其困难的手术”，通常来说，子宫切除术只需要1至3个小时。
移植手术需要4个小时，其复杂之处不仅在于动静脉的连接等血管缝合术，还在于子宫固定术。血管很细，骨盆的位置很深，这些情况，都给手术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在移植手术进行之前，所有的受体都进行了体外受精，移植1年后，手术成功者接受胚胎移植，从而怀孕。
两例在子宫移植后短期内不得不移除，其中一位是因为出现了子宫动脉闭塞栓塞，另一位则是因为抗生素无法控制的细菌感染。Brännström教授认为，他们在失败中学到了很多，例如：当供者为超过60岁的绝经后女性时，可能会因为子宫动脉过细而容易出现栓塞，或者导致器官营养不良。
可能存在的风险
研究也揭示了相关的风险，例如，有些先天无子宫的患者，也只有一个肾脏，这增加了她们在孕期发生先兆子痫的风险；还有一些孕妇，因为医生担心她们继续妊娠下去会出现先兆子痫，造成产妇卒中或胎儿生长受限，而选择了早产。
移植子宫在留存期间，患者需要接受免疫抑制治疗，以免出现移植物抗宿主反应或免疫排异反应；因此，Brännström教授建议这些患者在经过1次至2次成功分娩之后，就接受子宫移除手术，以免终生需要接受免疫抑制治疗。
有数据显示，关于子宫移植本身对胎儿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比较少见，但如果产妇还接受过肾脏移植，那么可能会遇到早产或新生儿低体重的问题。Brännström教授团队的跟踪数据显示：由于接受移植而在怀孕期间不得不持续进行的抗移植排异治疗，并未造成胎儿畸形等严重后果，子宫移植产妇所分娩的胎儿与正常产妇所分娩的胎儿一样健康。
对于提供子宫的那些女士，Brännström教授团队已经跟踪随访了3年，目前她们的健康状况都非常好。研究者还会继续对她们随访2年，以观察子宫切除术给她们带来的损伤是否能够完全愈合而不留任何后遗症。
子宫移植在美国：出师未捷
2016年，克利夫兰医学中心开展了美国第一例人体子宫移植，手术团队中包括一位来自瑞典的妇产科医生。
采用的供体子宫来自一位已故捐献者，这样就避免了活体遭受手术的风险。除此之外，选择死亡供体还有很多潜在的益处，该项目的负责人Tommaso Falcone教授解释说：首先是缩短了取出子宫的时间，从十几个小时变成两小时左右；而且，因为不需要考虑供者的血管缝合，可以尽量多取一些大血管移植到受者体内，减少因为血管太细而出现栓塞的风险。
虽然这样的出发点很好，但是手术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术后，患者出现了严重的真菌感染，最终，医生们不得不再次手术，把移植的子宫移除。Falcone教授承认说他们确实遇到了未曾预见的问题，今年他们准备再进行一例子宫移植手术，并且会注意尽量减少供体子宫的冷缺血时间，以避免受体的血栓形成和感染。
同样在达拉斯，另一家研究机构贝勒大学医学中心也在2016年开始了人体子宫移植的手术。该机构通过Brännström教授请来了一位瑞典医生加入团队，于9月中下旬先后开展了4例手术，每例用时约5至6小时，供体分别来自活体捐献者和已故捐献者。然而，术后3周时，有3例由于受体血供不足而不得不移除，另外一例截至发稿时仍存活良好。
总结3例失败的教训时，贝勒团队的负责人Giuliano Testa教授分析道：“术中和术后的医疗护理非常重要，供体的子宫静脉厚度也是关键指标。”
接下来，Brännström教授准备开启第二次研究，引进机器人协助以提高血管的吻合率。此外，内布拉斯加医学中心也正在计划其子宫移植研究，供体来自已故者；布莱根妇女医院也在探索开展研究的可行性。
关于子宫移植的伦理问题
子宫移植的伦理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目前看来，已经开展的几例来自已故供体的手术都以失败告终，但直接否定死亡供体的价值似乎还为时过早。
对于子宫移植的活体捐献者来说，经历一次高风险的大手术是否值得，以后是否会有其他健康隐患，仍在观察中。对于受者及其诞下的婴儿来说，移植子宫是否会带来远期的健康风险，目前也还是个未知数。
手术费用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目前，在瑞典，子宫移植手术是由国家医保体系支付的，对患者来说免费，每开展一例，大约需要6万美金。在美国，这个费用还要更高。但这依然没有降低患者的手术意愿。
在美国，女性有选择代孕的机会，这似乎是子宫移植手术的一种替代方式。但在瑞典和欧洲的大部分国家，目前代孕还是非法的。而且，有一些先天性无子宫或者因病切除子宫的女性，在思想上都希望能够亲身经历怀孕生产的过程，不惧子宫移植手术的风险。她们的意愿，推动了子宫移植手术的开展。
回到本文的最初，《移植》杂志编辑的那封退稿信中所提到的问题：开展子宫移植手术，是否具有临床价值？如今，显然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有！因为，这项手术，是由患者来推动的，而非妇产科医生或者移植外科医生。
向这些英雄妈妈和成功为她们植入子宫的医务人员致敬！
（作者：贾玉华）
参考文献：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017; 317:1005-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