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学者来说，把研究发现转化成市场产品的过程是艰辛的。当创业风潮席卷全球、风靡校园，辅助创业的组织已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他们从校园竞赛中征集商业上可行的想法，大学也成立了风险投资基金和“孵化器”来扶持创业公司，甚至连国家科学基金会也有创新团（Innovation Corps，I-Corps）这样的项目。

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的工程师Laura Ray已经根据自己在声学和信号探测方面的研究成果成立了两家公司，手上还管理着一个研究生创新项目奖学金。她说：“我们都知道，创业在今天的校园里是个相当流行的词。”

Ray自己的创业之路并不平坦。她的第一家公司在2005年成立，那时候碰巧有一位大学技术转让官员问她有没有什么成果可以走向市场。Ray虽然“觉得这人疯了”，但还是给了自己一次机会。八年后，从I-Corps的十周训练营出来，Ray又成立了第二家公司。I-Corps开阔了她的眼界，教会了她了解客户、定位市场。

有了公司，Ray依然是一位学者。有些科学家的确离开校园下海经商，但留下来的毕竟是大多数。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热爱科研与教学，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他们认为自己不具备管理公司的能力。连Ray也承认，要是不做学术，她也许就一事无成。加州理工学院的生物化学家Frances Arnold是国家发明家名人堂会员，成立了两家生物燃料公司。说起创业，她认为自己是迫不得已，“首席执行官或首席技术官的苦差事都不是我选的”。

创业方面的研究很多很多，谁在这行干得好，有什么好政策，企业如何推动经济发展等等不一而足。读者有兴趣可以自行了解。但首先，不妨一起来看几则小故事。透过主人公的经历，也许能揣摩出一点从校园走向市场的门道。

顶尖学术遇到商业头脑

1999年，Todd Zion来到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T)攻读化学工程博士学位。当他找导师的时候，很快就注意到了Jackie Ying。这个人是工作狂，35岁就成了正教授。“有些人绝不想为Ying干活，但我却被工作起来比其他实验室都要努力一倍的想法吸引住了。”Zion说。他大学毕业后曾在柯达当过两年的研究员，后来决定拿个博士学位，闯出点名堂。

Ying曾说，每位研究生都要处理一个科学价值和商业潜力两者兼备的项目。Zion当时刚对成为企业家产生兴趣，Ying的商业头脑吸引了他。“我看到她实验室的人都出去开公司了” ，他说，“我也想那么做。”

就这样，Zion跟着Ying干了起来。Ying渴望把实验室项目推向生命科学领域，就让Zion看看实验室里为喷气发动机的涡轮制作纳米乳剂的技术，是不是也能为糖尿病的胰岛素治疗搭建一个平台。她们想研发一种含胰岛素的聚合物，与患者血液里的葡萄糖相互作用后才降解，按需释放胰岛素。

Zion花了两年时间来寻找一种防止胰岛素漏出来的材料，后来他才意识到，关键在于要对胰岛素本身进行化学修饰。基于这一发现，他和Ying在2003年共同成立了一家公司SmartCells。之后，Zion和他的小团队打拼了七年，不断优化技术，直到公司被默克公司预先收购。默克公司打赌，这样新颖的释药系统有一天会让无数的糖尿病患者甩掉胰岛素泵和血糖仪。这笔收购引人瞩目，如果Zion的公司取得重大突破，据说默克公司将支付5亿多美元。

“Todd并不是我最出色的学生，但是，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科学家。”Ying说，“他有很好的商业头脑，足以经营公司。”

对Zion来说，自从知道他的发现的价值后，他就准备做一名全职企业家。“在我的潜意识深处，不是没想过留下来搞学术。”他说，“只是一旦走出来做生意就很难再有别的想法。你要告诉自己，这是带领公司往前走的唯一办法，一定要成功。”

Zion的商业悟性让MIT技术许可办公室的主任Lisa Nelsen印象深刻。生物技术上的创业在MIT屡见不鲜，她说，但是她一直记得SmartCells，因为Zion有办法不让公司落入他人之手。通过严谨管理，不多欠一分钱，Zion保住了对公司的控制地位，不必卖掉大量的股权换取现金。当默克公司过来收购的时候，Zion的策略着实让他本人、他的小团队，以及包括MIT在内的几个早期投资方发了笔大财。

赚到钱之后，Zion马上拿出一部分把他的三个孩子就读的一所陷入困境的私立学校买了下来，然后消遣了一段时间。但是不到一年，Zion又和以前几位SmartCells的老同事重新联手开了一家新公司。这家Akston生物科学公司的外债很少，从事各种疾病的异常生化指标检测，比如阿尔兹海默病的V淀粉样蛋白等等。

Ying的MIT学生中，大概四分之一都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或者去了初创公司，但她自己没有走那条路。“我感兴趣的是把技术发展到一定水平，转让出去，然后做个顾问，保证事情进展顺利。”

“她在本质上是一位教育家。”Andrey Zarur说。他是Ying最早的研究生之一，Zion后来加以改良并用到SmartCells中的技术最早就是由他研发的。他已经开了十五家公司。“Ying会带着我四处走访，为实验室拉赞助，还安排我上台演讲。人们觉得她在利用我，让我一个人做三个博士学位项目。但我却说，‘老兄，你疯了。她在帮我过上我想要的生活。’”

等到Zion成立SmartCells，Ying已经离开MIT去了新加坡，担任生物工程和纳米技术研究所(Institute for Bioengineering and Nanotechnology，IBN)的创始董事。这份工作让她有机会重返故土——她在台北出生，在新加坡长大，在少女时代去了美国——把MIT传授的两大法宝，顶级研究和创业精神发扬光大。

她说到做到。经过十二年的奋斗，如今，IBN已经有了300多项专利、80项许可和8家初创公司。她指出，有商业潜力的基础研究不会轻易成功。必须相信目标，有时候找到有商业前景的项目也要请人帮忙。有一次，她说服了一位表观遗传学方面的科学家转而研究细胞和组织工程。“她对研究肝组织非常有兴趣，但是我劝她研究肾，因为这个领域的竞争没那么激烈。”

当这位科学家想开发人工肾的时候，Ying也权衡了一下，觉得会花很久的时间。那时候，她的研究所正好从一个人的肾脏肿瘤中找到了两种产生干细胞的方法，Ying就说服她先不开发人工肾，看看能不能把这些干细胞用于抗癌药的毒力测定。Ying希望在制药、消费者保健和食品行业中找到有兴趣研发体外技术的伙伴，这比用动物做实验更有效率。

总的来说，她设想开创一种不同的企业模式，让实验室人员不是简单地带着技术离开。“我们不像MIT有稳定的生源。”她表示，“这里一走就是五到十个优秀人才。”而她的实验室一共只有160名研究员和20名研究生。

Ying想为IBN找到新的路子扶持新公司，并留住一部分做基础性技术工作的科学家。“我们会继续帮一些公司做研究，他们回馈的也许不仅有使用费，还有一部分股权，两全其美。”

通往产品的风雨之路

Howard Schulman在把研究成果转化成药品的过程中经历了很多科学家都熟悉的过山车。二十多年前，他发现了钙调素依赖性蛋白激酶Ⅱ(calmodulin-dependent protein kinase Ⅱ，CaMKⅡ)，而且和Mark Anderson证明了抑制CaMKⅡ可纠正心律失常。六年前，他俩成立了一家小公司Allosteros，想用知识帮助心脏病患者，但目前还没有结果。

20世纪90年代初，当Schulman还是斯坦福大学的分子药理学家兼教授，而Anderson已经拿到了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正在做博士后和住院医师的时候，他们的合作就开始了。当时，心律失常疗法以离子通道为基础，弊大于利，他们的发现有希望成为替代疗法，解决临床困扰。但是，Schulman安坐在斯坦福，而Anderson才刚刚走上临床科学家的职业生涯，这两位科学家都不急于把成果商业化，而是申请了一份使用专利，希望有公司会主动找上门来。

等待是漫长的。

“斯坦福没怎么找合作伙伴。”Schulman说，“如果我开过公司，或者表现得更有野心，他们也许就会当一回事了。”斯坦福最后和附近的一家生物技术公司Scios公司达成了协议。

Scios聘请了Schulman和Anderson做顾问，将研发CaMKⅡ抑制剂作为心血管药物研发的三个主要项目之一。但是公司方面和他们保持距离，这使得Schulman无法把专业知识用到药物化学上。“我没有看到化合物，他们化验也不通知我。”他指出，“这不是一个令人十分满意的关系。”2003年，Scios被强生收购。三年后，强生停掉了所有心血管药物的临床前项目，一栋专门研究CaMKⅡ的新楼也关了门。Schulman和Anderson又回到了起点。

他们一直都在研究CaMKⅡ，于是决定自己动手。“实际上开公司没那么难，”Schulman说，“你要做的只是上网，到特拉华州(位于美国东部)注册一下，再申请一个邮政信箱，要不了多少钱。”

当然，把一个分子靶点转化成实际疗法还是要花一大笔钱的。天公作美，当时法国的家族慈善机构勒迪克基金会(Leducq Foundation)正在资助心血管疾病和卒中的基础研究，而且已经赞助了Anderson领导的一个关于CaMKⅡ的国际合作项目。就在他们的新公司诞生之际，基金会决定创办一家慈善创投公司，投资有前景的心脏病疗法。

“我们成功拿到了种子基金。”Anderson说。130万美元一到手，Schulman马上建立了一个小实验室。接着，他们又拿到了联邦小企业基金和其他拨款，有能力把一些化学上的工作外包出去，并提炼了两个化合物作为潜在的候选药物。2015年春天，他们原本要和一家大的制药公司签署协议，让这些化合物进入临床试验，然而最后没能实现。

“就在最后一刻，他们说对心力衰竭已经没兴趣了。”Schulman说，“能成为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心血管项目的一部分本该是很好的，结果却泡汤了。”

Schulman已经66岁了。他依然乐观，负责了一个基础科学项目，而且又申请了一笔小企业基金。对他来说，能看到CaMKⅡ成为很多心脏病疗法的基础会树立他作为企业家的信誉，实现职业生涯的渴望。

55岁的Anderson现在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医学主任，他的风险没那么大。“企业家把家当都押在一个特定的商业概念上。”他说，“我不是那样的人。我是临床科学家，大多数时候与小鼠为伴。Howard已经全职为公司工作了六年，但我还有日常工作。”

以善为本，不忘初心

Michael Weiss阐明了胰岛素的复杂结构和作用机制，研究事业一片光明。但是，作为俄亥俄州凯斯西储大学的生物化学教授，Weiss对胰岛素的兴趣不只是停留在学术层面。

1980年，Weiss作为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学生获得了赞助其在中东和非洲旅行的奖学金。期间，他非常震惊地发现: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万糖尿病患者缺少获取无需冷藏保存的胰岛素的途径，因此血糖控制不下来。“这事儿应该很好解决，设计一款超热稳定的(ultra-heat-stable)胰岛素就行了。”他想。

但事实并非如此。Weiss花了近三十年的时间才找到解决方法，即利用一种胰岛素的单链类似物。自2009年成立公司以来，Weiss一面在顶级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一面积极推动这种胰岛素类似物的商业化进程。

2007年，他在医学院时期的朋友，时任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全球健康项目负责人的Richard Klausner给他上了重要的一课。“他告诉我两件事:第一，拟定一份让西方投资者觉得可行的商业计划，包括怎样让药品通过食品药品管理局的上市批准；第二，在凯斯西储出面保护知识产权之前，一切免谈。”

“我压根儿不知道那些事。” Weiss承认，“我把商业和商品化过程想得很天真。”他决定弥补失去的时间，休假两年。2010年，53岁的Weiss获得了凯斯西储大学魏德海管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Weiss还请了大学室友，已成为风险投资人Rick Berenson来管理公司。根据Klausner的建议，Berenson决定专攻糖尿病市场。他看到了一个商机，许多胰岛素抵抗严重的患者在进餐前都需要使用大量的胰岛素来控制血糖。公司的首个产品很可能是Fluorolog，一种生物合成的超浓缩、速效胰岛素。

Weiss已经从投资者中筹到了1100万美元，另外还获得了900万美元的资助，其中大多数都是联邦小企业研究经费。让Fluorolog进入临床试验至少还差2000万美元。“我想开展持续的临床试验，几年下来从中会发现一些真正有趣的科学。”Weiss表示，“但是风险资本家的角度不同，他们想知道我们‘创造价值’有多快。”

他很清楚，“创造价值”也会帮他早日实现35年前的旅行途中许下的心愿。“我想把胰岛素类似物带出实验室，用于糖尿病患者。”他说，“要这么做只能开公司。我有些商界朋友并不真正在乎产品如何，但我的目标一直都是满足糖尿病患者的临床需求。”

浩瀚商海任君游

并不是所有的公司创始人都是学哪行就干哪行。经济学家Paul Romer研究一个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课题有二十年了，他想搞清楚国家对教育和研究的投资如何刺激了长期经济增长。但在2001年，他辞掉了斯坦福大学的职位，开了一家公司来解决一个毫不起眼的问题:让学生做家庭作业。

Romer注意到，上经济学基础课的学生不愿意交课外作业。就算有学生做了习题，很多老师也没空批改，因为班上的学生太多了。他觉得用技术可以把这个问题搞定。碰巧瑞典一家人寿保险公司Skandia提出赞助一位斯坦福的讲座教授，使其能扩展创新方面的工作时，Romer的机会来了。“为什么不赞助一家新公司呢?”他问他们。

Skandia同意了，为Romer的教育软件公司Aplia投资了1120万美元。这下，学生可以上网来做同步练习，软件能提供关于错误答案的即时反馈，而且学生可以参加模拟市场环境的小组互动。“这就像在做自然科学实验。”Romer解释。

他还想改良目前的出版模式:教材越来越贵，但是无助于学生掌握课程。Aplia提供了一个网上辅助材料清单，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预算自由选择。

虽然缺少正式的商业经验，Romer并未选择和斯坦福的技术转化办公室合作。他向学校请了两年假，“他们不是很高兴”，但假期最后延长到了六年。Romer一开始聘请了一位首席执行官，但后来还是自己掌舵了。他相信有必要减少开支，保持正向现金流。有一度他甚至把自己的房子都卖了，把钱全部投到了公司里。

过了几年，公司情况好转，Romer也开始怀念学术研究了。“我已经证明了我原来的观点:可以让学生从课外作业中学到更多知识，也可以改变以教材为基础的教育模式。”于是，他在2007年卖掉了公司。

2010年，Romer受聘于纽约市的纽约大学任教，负责斯特恩商学院的城市化项目。他目前在研究城市作为创新引擎的角色。

当被问及是否想过重返商海时，Romer表示：“做企业家让人兴奋，促进思考，我最亲密的友谊也来自那段经历。”

不过，开公司也让他吸取了一条重要教训:不要把全部身家都押在上面。“情况有时候很危险，尤其是账户上的钱不多的时候。作为企业家，你得甘心在失败后两手空空地走人。”

(作者：邱梅、高石)

参考文献：Science 2015;348:1190-1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