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刚退休就出现干咳，随即被确诊为肺癌，已纵膈转移。经数次化疗，肿瘤有所缩小，但不久就以十倍的速度，疯狂扩张，并出现脑转移。他进入了浅昏迷状态，上了呼吸机，生命体征极不稳定，靠升压药维持。一双儿女无比痛苦，面对身患绝症的亲人，半年来他们不得不强装镇静，向老人隐瞒病情，结果老人始终抱有希望，暂缓了一切旅游及好友的聚会计划，甚至在昏迷前，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尽管医生反复交待已无恢复神志的希望，但女儿仍强烈要求加大抢救力度，让老人最后能留几句话。

在中国极少有人在身体健康时定遗嘱

中国人不善于谈论死亡，极少有人在身体健康时定遗嘱，这一点同西方传统大相径庭。笔者曾参与诊治我国一著名外交家，他患肝癌，手术无法切除，医生及家人向他隐瞒病情，谎称诊断为“肝炎后肝硬化”。病人表示想抓紧时间，整理其一生的外交文献，组织一个研讨会。但周围的人均劝他静心养病，待病好后再全身心投入工作。他听从善意的“谎言”，停止了已着手的工作。而肿瘤没有停止进展，他带着病愈的期望及未了的心愿，没有留下任何遗嘱，在半年后带着遗憾辞世了。

病人生命最后的时间往往生活在家属及医生善意的谎言中，他们天真地期待自己患的是稍有麻烦的良性病。家人固执而超出寻常的关心，自己病情的每况愈下以及周围病友的逝去，虽促使他们不断怀疑着自己的诊断，但却并不期望事实的到来。他们情绪低落，抱怨家人及医生，丧失了信心及依从性，最后的人生计划随同衰败的身体而化为泡影。

在我国，几乎所有肿瘤病人都尝试过没有科学依据的“偏方”，在不愿失去任何救命机会的心理下，贻误了治疗时机，消耗了大量的财力，试图用不科学的方式减少遗憾。当病人的生命终于走到了人生的尽头时，家人在喊哑的嗓音及疲惫的消瘦中思念着亲人，寻找着安慰，尽着中国式的孝心。此时的家人会为病人不自主的抽动或睁眼异常兴奋，期盼奇迹发生的侥幸心理油然而生，呼叫医生加大抢救力度，以不现实的尽力减少做子女的遗憾。

临终患者的救治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全社会的负担

100年前，医生的出诊包内放有听诊器、阿司匹林、地高辛及吗啡，对细菌感染及肿瘤的病人束手无策。自磺胺及青霉素的发现，细菌引起的感染性疾病很快被较好地控制，但肿瘤等疾病的治疗仍停滞不前。美国癌症研究院（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在过去的50年内投入了数百亿美元资金开展征服癌症的研究，筛选了几十万个化学结构，但并未发现治疗肿瘤的特效药。尽管医生可选择的抗癌药不断增加，但是据美国《科学》杂志报道，在过去的25年间，所有年龄组的肿瘤患者5年生存率仅提高不到2%，而成年肿瘤患者的5年生存率却有所下降。我们对肿瘤的早期诊断水平有较大提高，但对肿瘤的发病机理及治疗的研究仍十分有限，实体瘤主要依赖于早期手术结合放、化疗的综合治疗。

目前认为，肿瘤的发生是基因与环境和生活习惯相互作用的结果。基因装上了子弹，而环境及生活习惯扣动了扳机。面对无法修正基因的现状，保护环境，改善生活习惯是明智的选择。早期诊断及早期治疗十分重要，失去了肿瘤治疗的机会窗口，医生将无能为力，只能努力减少病人的痛苦。

另据有关报道的不完全统计，临终前这段时间的医药费花销占人一生中的医药费总花销的80%以上，尤其是上文提到的这些恶性肿瘤患者。家属、医院、社会，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力，却无法逆转病情的加重，乃至患者最后的死亡。救治这些患者占用了大量医疗费用支出的同时，也占用了宝贵的医疗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全社会的负担。尽管这样的评论有悖于中华民族的传统孝道，但事实的确如此。如果能把临终前这段时间所消耗的费用，用在平时的健康体检、养生保健上，将提高恶性肿瘤的早期检出率，提高疗效和患者的存活率。此外，这些节约下来的费用，如果能通过国家的调控覆盖到更广泛的人群中，也会让更多的良性、轻度疾病患者得到有效的诊治，提高社会的整体健康状态，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